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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h 05

    海洋国土,为什么让我们为之如此魂牵梦绕?ZT

    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但是,我国有多少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也就是我们的海洋国土,却是很多人都说不上来的。

          其实,我国的海域面积非常广阔,整个海域自然地理分布范围南北跨度约38个纬度,东西跨度约24个经度。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划定标准,我国拥有近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

          海洋国土的划分与陆地国土的划分有所不同,海洋国土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个国家管辖海域内的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的位置来决定的,因此海岛的归属,哪怕是一个不大的岛礁的归属,都对大片海洋国土的归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是世界上海岛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中位于南海海域内的岛屿就有1700多个,因此南海海域尽管离大陆很远,但是我国在该地区大片海洋国土的归属权却是可以由此确定的。

          但是,问题恰恰就在于有些海岛远离大陆,我们的力量在多少年来无法跟上,没能有效地对这些岛礁实行实际控制和管辖,使得一些周边国家借机钻了空子,找到各种机会侵占了本应属于我们的海岛,进而采取各种手段企图让这种侵占合法化,并且加紧了对我们的海上资源的掠夺。

          今天的媒体上发表了这样一条让人心惊的消息:“形势不容乐观。”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透露,在中国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中,实际控制的只有不到一半,我们的海洋资源更是遭到了相关国家的大肆掠夺。  

        据专家介绍,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在属于我国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权益中,近一半存在争议,总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这些海域中的许多岛屿被他国所占,情况最严峻的要属东海的钓鱼岛和南海的南沙群岛。

        在南沙群岛中,属于中国控制的岛礁只有9个,其中大陆占8个,台湾占1个。而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所占的却多达45个。另外一些较小的岛礁也有许多处于他国的控制之下,地理上的“九段线”已经名存实亡。而这种情形还有扩大的趋势,此次菲律宾提出对黄岩岛的主权要求,之所以令众多学者焦虑,就是因为菲律宾此举是在将南海争议向北扩大。

        那位不愿具名的专家不无忧虑地告诉本报记者,那些岛礁一旦被占据,要想让那些国家主动离开是不现实的,况且一些国家已经在加强军备,并逐渐在岛屿上修建永久性设施。

        1992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8年,我国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这两部法规集中体现了我国对本国海域管辖的法律,也代表了我国对海洋国土的基本态度。

          1998年,我国成立了专门维护海洋国土利益和管理本国海域的专门机构中国海监总队,到目前为止,中国海监初步建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海监执法队伍,总着装人数近8000人。中国海监十年来在维护中国海洋权益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中国海洋维权的主要力量。自2006年7月实施东海定期维权巡航以来,中国海监东海总队共出动海监船舶102艘次,海监飞机356架次,有效地应对了侵犯中国海洋权益的各类目标的作用。2008年,中国海监南海维权执法支队成立,舆论普遍认为,这对加强南海海域的管辖将起到积极作用。

        但一位不愿具名的海军军官告诉本报记者,虽然中国海监的力量在加强,装备也在不断更新,但整体实力和我国广大的海域面积相比还是显得力单势薄。而且对于像南海那么广大的海域,仅仅靠定期或不定期的巡航显然是不够的。这位海军军官说,因为涉及主权问题,海监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驻军,找到可以依靠的落脚点,长期驻扎,但到目前为止,好的岛屿都已经被周边国家瓜分殆尽了,“我们失去了许多机会。”  

        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南沙群岛遭到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的抢夺,由此引发了一些争端,甚至为此而在海上动用武力收复了我们的一些岛礁。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正式对南海争端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有专家指出,中国之所以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考虑到了周边国家争夺南沙群岛主权的动机。1969年,国际地质勘探发现南沙群岛一带藏有超过200亿吨的油气储量,基于经济利益,菲律宾、越南等国才纷纷提出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如今,这些国家已经在南沙群岛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据资料显示,2006年越南至少从南沙群岛开采了1200万吨的油气,2007年越南政府更是公开在南沙招标开采能源;文莱则靠南沙群岛的资源跻身于世界富国的行列。相反,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中国,却在南沙的资源开发上相当滞后。

        分析人士认为,这两年中国也在加强对南海资源的开发,正因为此,相关国家开始对中国的强化措施感到担忧,他们转而把目标放到主权上,企图将既得利益合法化、永久化。

        对此,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一位教授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提出来的,但真正开发的是别人,搁置主权的是我们。“中国在海域管辖上的力不从心给了他国可乘之机,‘敌进我退’是目前的现状。”

          近来,中国东海和南海的上空风云再起。日本公然声称日美应协防钓鱼岛群岛,而菲律宾则要立法侵占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中国在上述海域的正当权益面临被蚕食的危险。专家指出,这些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我国周边国家长期以来不断强化其海洋权益、实施其海洋发展战略、与我争夺海域主权的必然结果。

        一位海军将领兼学者指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有一个前提,就是“主权归我”,这意味着,中国在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方面的原则立场是坚定的,也是不能妥协的。一些国家的政客认为中国追求和平发展,顾及国际形象,不敢过度反应,于是不断试探侵蚀中国的国家利益,认为中国软弱可欺,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十分危险的。中国主张通过外交手段、友好协商解决领土纷争,即使暂时解决不了也不要恶化局势。如果动辄使用武力,不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还会激化矛盾。但是,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后盾,中国海军是防止其他国家肆无忌惮侵蚀中国海上利益的强大威慑力量。

        北京大学一位学者指出在东海、南海权益遭遇挑战时,我国可以实行和平解决、经济开发和军事威慑结合的战略:

        一是和平解决是上策,应力争,但不抱太大希望,应两条腿走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规定,各方应当以自我克制,不采取行动扩大争议,但现在越南、菲律宾都实际上不遵守的情况下,这一文件似乎只成了束缚中国行动的一条绳子,中国克制,其他方不克制;中国不扩大争议,其他方要扩大争议;中国共同开发,其他方不和你共同开发,中国大量的海上权益被其他方严重损害。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应当与其他方展开严正的政治外交交涉:要么共同遵守这一宣言,实现利益共享,中国可以在共同开发上承担多一些的义务和责任;要么中国将重新考虑这一宣言,或者宣布退出这一宣言;不能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其他方的善意上。

       二是适当的军事威慑。为维护中国的合法海洋权益,中国可以适当的实施军事吓阻政策,主要目的在于制止其他有关方单方面破坏《南海宣言》的行动,加大在南海的军事演习力度,对在这一海域非法进行经济开采和开发的外国经济体施加压力,使其明白在这一海域进行经济活动会有巨大的政治风险。当然,这是下策,不得已而用之。

        三是启动经济开发南海的战略计划,以经济行为应对其他方的经济行为。这是中策,但可能也是在目前情况下中国能采取的最好的行动。中国也不能干等、苦等和傻等,必须马上启动实际开发南海的经济安排,加大在南海中国控制区域内的经济开发的行动,放开民间参与的条件,给予民间资本参与开发的优惠政策。四万亿扩大内需的计划中,没有扩大海洋经济开发的安排是一个失误。可以设立国际共同开发区域,欢迎国际资本,也欢迎东盟各方,尤其是与中国有争议的各方参加到有共同开发中来;作为启动这一战略安排的突破口,中国可以仿照特区模式,设立西沙特别经济开发区,直属中央管辖;在台湾问题已经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还可以考虑实行两岸共赢的开发战略,以台湾为主,对南海最大的岛屿太平岛实施两岸共同开发计划。  

        专家们称,中国的发展和国家安全对海洋的需求越来越大,思考构建中国自己的海洋战略势在必行。构建中国的海洋战略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必须符合我国和平发展的大战略,做到维护国家利益与有利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统一。我们追求的海上安全和海上利益应该是共同安全和共同利益,不是损人利己的“排他性”霸权主义。对于我国领海和经济专属区这些完全属于我们国家的海洋利益,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和任何势力染指,要坚决动用一切手段加以保护。对于公海,特别是国际贸易海上通道和能源供应通道的安全与畅通,中国应该尽最大可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与其他国家共同合作维护安全、稳定。构建海洋战略还必须要符合和服从我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整体军事战略。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求,也更落后于国际社会对我国国际地位应该作出贡献的期待。所以我们应该加速军事力量的建设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建设。同时还要防止“中国威胁论”等有害于中国和平发展大局的舆论。

        专家也指出,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海洋战略,但海洋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会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应该有一个着眼于更长期发展的海洋战略,这个战略的原则不仅要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而且还要以追求建立世界各个国家平等分享海洋权益为目标。

          读读这些消息和各位专家的评论,真是触目惊心!

          我们很多人都熟悉“宁丧千军不失寸土”这句话,因为大家都明白疆土对子孙后代的极端重要性。

          当年抗日战争中曾经诞生了一首著名的歌曲《游击队之歌》,其中有大家熟悉的歌词“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如果谁想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为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的确有无数的英雄战士浴血奋战,保住了祖国的神圣领土不被外敌侵犯,也有许多的英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实现了我以我血卫中华的庄严誓言。

          而今,我们的陆地边界划分,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除了和印度还有领土争端尚未解决之外,与其他国家的陆地边界划分基本完成,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难点问题,例如连黑瞎子岛从岛的中线划分国界这样极为特殊的方法都可以采用,但是国家的利益却是不容损害的。

          但是,看看我们的钓鱼岛和南海许多岛屿,让人心痛,又让人担忧!

          我们主张在争端尚未解决之前,各方应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而人家却不理你的碴儿,在侵占岛屿抓紧掠夺资源时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甚至试图通过立法或向国际告状的手段,达到合法侵占岛屿和海域的目的。当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这是可以理解的。国不为己,国民不容!

          不过,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呢?明明是我们的海洋国土,为什么有接近一半被别人所控制?为什么我们宝贵的海洋资源被别人所利用?

          台海两岸的有血性的中国人,难道真能视若无睹任其所为吗?

          即便我们的国力军力强大了,我们也不称霸,不去侵略和抢夺别国,但是,现在是人家在侵占我们的海洋国土啊!

          关心我们的未来,就要关心我们的海洋国土。

          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要在海上也须寸土必争!

          这就是读了上述消息和评论后的体会。

    March 02

    Michael Moritz谈创业ZT

    Michael Moritz是美国风险投资家,著名的风投公司Sequoia Capital(红杉资本)的合伙人。“他在Yahoo!投资400万美元,取得约40亿美元回报。在Google投资1250万美元,获利约50亿美元。”目前,他的个人财产据估计超过10亿美元。

    我觉得,他的访谈中有很多具有启发性的内容,指明了创业的方向。

    下面就是摘录。

    =================

    这次经济危机是空前的

    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这一次的危机是全球性的,你无处可躲,没人知道不景气还要持续多久。

    想想看,如果2007年的时候,有人跟你说,明年贝尔斯登、美林、房利美、房地美、雷曼兄弟等公司将不复存在,通用汽车、AIG、花旗银行很可能会破产。你大概会觉得他在说胡话。但是这一切真的发生了。这太可怕了。

    未来依然有巨大的机会

    10年后的市场将远远超过今天的规模,因为我们有手机。

    危机时创业的好处

    首先,只有那些真心想创建公司的人,而不是只想尽快致富的人,才会选择这个时刻创业。所以,你会相对少一些竞争对手。很多人对你说他们希望创业,其实他们真正想的只是一夜暴富。

    其次,你需要的资金也少了。以前能用一年的资金,现在能用上18个月到两年。

    最后,危机其实是个好时机,因为任何东西都便宜了,包括你想雇佣的人才。

    给创业者的建议

    第一,你要创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Google的口号是Act differently,苹果公司的口号叫Think Different,这是极富智慧的总结。

    第二,创业的核心问题是你能为你的客户做什么。你的产品能为客户提供什么?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第三,不要好高骛远。如果你正在开创一家公司,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保今天能生存下来,然后生存一个月,接下来一个季度,然后全年,然后担心来年的事情。

    第四,你要注重细节,这是所有成功者的特质。许多成功的创业者,都对各自行业的技术和生意具有巨大的兴趣和深刻的理解,他们往往都是沉浸在这个领域的细节之中的人。对于那些只想“捞一把”的人,细节看起来太琐碎了,很难令他们产生兴趣,或者感到兴奋。

    第五,如果你的公司不能产生利润,就不要去借钱。过去,太多的企业采用投资驱动的模式,借钱运作,赚取差价,比如那些杠杆收购。它们只有尽可能多地借钱,才能赚到更多的钱。这种方式最终必然会发生崩溃。

    第六,你要保持热情。创业将是一次困难的历险,所以最好是你自己真的想去做它。但是也不要头脑发热,冲动行事,那很危险。

    什么样的创业者值得合作?

    判断一个人是很难的。你只能揣度他是哪类人?他究竟懂什么?他真正擅长的是什么?他不擅长的又是什么?跟他紧密合作5到7年究竟会怎样?有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他作为管理者素质如何?他在招聘方面会表现的如何?他是否擅长表述自己的观点?他会怎么与人沟通?他是否有非常清晰的目标感?他能否确立正确的榜样?……

    你所要回答的,是与一个人共同生活几年会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

    当比尔·盖茨和乔布斯18岁的时候

    那时,盖茨只有一个叫BASIC的语言,而乔布斯只有一台单板计算机。这是1975年时,他们能够出售的仅有的东西。他们不可能想到会有今天。

    他们真正的本领,是他们开发新产品快得惊人,而且比别人更透彻理解脚下的道路通往何方。

    (完)

    试验和实验的区别ZT

    实验是对抽象的知识理论所做的现实操作,用来证明它正确或者推导出新的结论。它是相对于知识理论的实际操作。 本文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试验是对事物或社会对象的一种检测性的操作,用来检测那里正常操作或临界操作的运行过程、运行状况等。它是就事论事的。 本文来自:博研联盟论坛 
        
    试验都是实验。实验比试验的范围宽广。工厂的产品可以抽样检测,是试验。试验的结果可能是破坏性的,因此不能试验所有的产品。相反,如果产品质量不太稳定,必须对所有产品都做最起码的检测,以证明它基本达标。用地震方法检测地下蕴藏必须保证不影响社会生活和生态坏境变迁。社会计划的试点也是试验。试验中,试验对象是明确的,试验目的是检查它能不能正常运行、正常运行的条件和该条件允许的范围。对社会生活或个体人生作试验具有改变现实的性质,应该非常谨慎,有些甚至是要禁止的。对人类的克隆有可能改变人类,也就遇到了伦理学和社会学的界限。不改变社会或个体人生的实验,不破坏事物的实验可以自由进行。

    “ 实验”、“试验”的相同语素是“验”,即“检验”这是两者成为同义词的基础,不同语素是“实”、“试”,这是同中有异的原因所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这两个词的释义是:【实验】为了检验某种科学理论或假设而进行某种操作或从事某种活动。【试验】为了察看某事的结果或某物的性能而从事某种活动。从《现汉》释义同时结合各自的语素意义可以看出:实验中被检验的是某种科学理论或假设,通过实践操作来进行;而试验中用来检验的是已经存在的事物,是为了察看某事的结果或某物的性能,通过使用、试用来进行。

    最大的威胁 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zt

    作者: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贴是一个讨论贴。本贴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这个想法是很初步的,因此本贴是在不断修改中。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参与建设性的讨论。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见 http://www.blogchina.com/20090210664016.html)。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 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原载于博客中国)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 郭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