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24 20:11:12

 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历史性转变，这个判断2000年前后在人口学界达成了高度共识。从那以后，一批国内人口学家开始呼吁官方正视已发生了逆转的中国人口形势，并试图通过扎实的调研推动政策的调整。

1980年，人口总数已达10亿的中国开始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试图用“一代人”的时间非常规地控制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人口增长。

如今，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世界公认。然而，伴随着“一孩政策”形成的中国人口的历史性转变却远未进入公众视野。这个历史性转变就是，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已经长达近20年之久。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生育率继续保持在这一水平，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会以平均每30年减少1/4的速度下降，并将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加速老龄化。这将给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等方方面面带来深远影响。

对几十年来一心扑在降低生育率上的中国来说，对过低生育率及其影响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

人口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郭志刚说，在世界其他地方，很低生育率都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强烈震惊”。而我国出现很低生育率已经十多年了，却是“虽有迷茫但波澜不惊”，迟迟无法理解和正视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这个事实。

上海，这个中国低生育率之最的城市，正提前经历着预示中国未来人口走势的“低生育率陷阱”。

统计显示，过去15年来，上海市户籍人口一直是负增长。同时，这个城市的户籍人口也在迅速老龄化。预计到203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

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乃是上海市的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急剧下降，现在仅为0.95，相当于每100万名妇女只生下95万个孩子。而在1972年，上海市每100万名妇女大约要生下近200万个孩子。0.95的总和生育率(这个数字不准，早降低到0.7左右了。——杨支柱注）远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按照人口学上的定义，在考虑到子女一代的死亡风险后，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换句话说，生育率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就意味着人口数量的零增长。

按照惯例，通常把低于1.5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把低于1.3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而中国整体的生育率，根据不同的计算口径，在1.3-1.8之间，都显著低于更替水平。

显然，上海的生育水平甚至显著低于“极低生育率”。上周六，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谢玲丽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人口高峰论坛上承认，上海的生育水平已降至“极限中的极限”，希望各方专家为上海微调生育政策出谋划策。

“政府可以说服、帮助甚至强迫人们减少生育。这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古往今来，几乎还没有政府能成功地强制人们多生孩子的先例。”中国人口专家、加州大学（Irvine）社会学系系主任王丰教授警告说。

目前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低生育率已成为国际社会新的主要担心之一。“作为全球社会的一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对生育的考虑和打算和他人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王丰说。

另据接近上海市计生委的人士称，包括上海在内的多个省市都希望能在人口政策调整上走得更远，但迄今为止，他们的努力没有结果。

人口政策主管部门的担心仍然是，如果“二孩政策”一旦松动，有可能导致人口失控。在他们看来，人口过快增长，将对中国的经济、环境以及资源利用等带来负面影响。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当1980年中国启动“计划生育”这项公权力强力干预私权利的政策时，中央明确指出该政策针对的是“一代人”，持续的时间是“30年”。

“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是1980年9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间的说明。

而在绝大多数人口专家看来，“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早已是过去时，现在困扰中国的人口问题是和低生育率密切相关的人口性别比失衡 (现在中国每出生100个女孩就有123个男孩出生，这种畸形的性别比不仅剥夺了大量女婴的生存权利，还将在不久的将来造就大量光棍，影响社会和谐）、劳动力短缺(2013年左右，中国15-64岁的劳动人口将达到峰值10亿人左右，然后开始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从“无限供应”转向“有限剩余 ”直至“短缺”，劳动力成本不再低廉将深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老龄化加剧（从2005-2030年，中国增长最快的是65岁以上的老人，从1 个亿增加到1.23亿甚至更多，这将给中国的养老、医疗乃至创新体系带来严峻挑战）等问题。

1980年中国采取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是在一个短缺经济时代希望通过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达到减少消费，提高储蓄率和投资以拉动经济。同时，减少粮食、能源等的消耗，减少环境污染。

而在人口学家、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看来，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宏观政策的导向之一是扩大消费。此外，人均能源消费、污染等的快速增长绝大部分原因不是因为人多了，而是源于经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下雨了打伞，雨停了还打伞？”上周六，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上，左学金对现行生育政策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而这样的质疑回荡在那一整天的研讨会上。人口学家、土地专家、粮食专家以及经济学家从各个不同的领域阐释了中国正在经历着和当初实行计划生育时完全不同的人口形势，这个形势是如此严峻，以至于如果不立即采取相应的渐进的政策调整，以及在更多的地方进行生育政策放开的试点，中国将“悔之晚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作为少数派当场设擂台：为什么是一边倒的声音？有没有其他的声音？但应者寥寥。

另一位对这一边倒的质疑做出回应的是国家计生委直属研究机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力。她说，事实上，中国的人口政策一直都在调整，比如1990年代转向依法行政，以及现在很多省市已经放开了对生育第二胎间隔时间必须是4年的规定等。“中国的人口政策一直在渐变，而不是巨变。”马力说。

她的观点马上受到了一人口学家的反驳，“现在政策的调整都没有改变低生育率！为什么世界上唯有中国没有对低生育率过低的担心？”低生育率，在人口学家们看来，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遭遇严峻人口难题的根源。

当天研讨会上学界与决策层代表的分歧，基本上就是现在学界与官方分歧的缩影。只不过，现实生活中，双方力量的对比正好相反。

人口学界对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的判断，在2000年前后达成了高度共识。从那以后，一批国内最优秀的人口学家，一批——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的话说——“忧国忧民”的人口学家，开始了唤醒官方正视已发生了逆转的中国人口形势的行动，并试图通过扎实的调研推动政策的调整。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就是上述学者中的一位。通过过去7年参与上述跨机构研究团队的调研，他深刻感受到，“中国人口正处于又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生育政策是否调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当前的人口形势及其未来走向的判断的问题。”顾宝昌说。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1657

人口学界对中国人口形势的“新共识”

作者: 南方周末2008-12-24 20:13:42来源:南方周末 

人口学界与人口政策决策机构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如何判断现在的人口形势以及未来的走向，不同的判断得出不同的政策导向。决策机构最大的考虑之一仍然是“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 ”，并担心一旦生育政策开个口子，将导致人口失控。而人口过快增长，将对中国的经济、环境以及资源利用等带来负面影响。

而人口学界自2000年以来已对中国的人口形势以及未来走向形成新的共识，那就是：

1）中国存在显著低估中国低生育率风险的可能。从1992年以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已经长达近20年之久。官方一直把中国总和生育率定位在1.8左右，长达十几年未变。然而，自1990年代以来的多项实际调查，包括全国人口普查、各年人口变动调查、国家计生委的各次全国计划生育抽样调查等，其统计均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年代后期就已经下降到1.35，并且后来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左右。即使加上漏报，也达不到官方所定位并依此做决策的1.8。

2）要跳出“人口决定论”。马尔萨斯是最早系统地提出人口的过快增长会导致人类发展陷入困境的人口和经济学家。但是后来的研究和历史实践均表明，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复杂，尚未从理论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实践的结论表明：在一个社会里，特别是在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的现代社会中，某一地域的人口数量多寡，并不是决定国家发展成败和强弱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是国家在选择不同发展道路和模式时需要仔细考虑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3）现在中国人均能源消费，以及环境污染加剧等，绝大部分是因为经济增长方式所致，而非人口增多之罪。而且，中国的土地承载力不断突破之前人们的估计，从解放前的4.5亿到现在的13亿。事实是，同样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度，同样是7%的耕地，我们却养活了3倍于1949年的人口。中国人口容量的极限到底是多少？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科学地评估。

要高度正视低生育率现实及其后果，并及早开展放开“二孩生育政策”的试点以及政策调整。

(以上内容是本报记者根据12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提交的论文整理而成）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1658

　　巴拉克·奥巴马以黑人之身，当选为美国总统。对中国人来说，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华裔什么时候能当总统？

　　不妨与奥巴马比一下。奥巴马拥有哥伦比亚和哈佛双料长青藤学位，这不一定说明知识有几多，却能保证学习能力相当强。奥巴马初遇希拉里·克林顿，辩论时 常被刺得只能傻笑；待到决战约翰·麦凯恩，却能在老麦头自以为擅长的 Town Hall Meeting 里，讲到那八十名听众——这是辩论组织者特意挑选的中间派，不是哪一方的拥趸——会后围着他不肯走，将老麦头晾在一边好不尴尬。这一惊人进步，在敝人看来就是总统相了。

　　华裔追求高等学位的本事无人怀疑。将被奥巴马提名为能源部长的朱棣文，本人是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父兄辈里有十二位博士。双料长青藤可以手到擒来，相信未来的华裔总统在这方面不会输给奥巴马。不过，高学位并不等于高得票率。奥巴马这次当选，其实打破了美国政治自肯尼迪以来的一个近五十年的禁忌：哈佛、耶鲁等长青藤大学培养的知识型政治家得不到多数选民的支持。因为很多选民觉得他们读书读高了，理解不了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和感情。

　　有评家说：所幸奥巴马是黑人，这一禁忌管不到他。言下之意，人们潜意识里以为黑人是不怎么读书的。黑人聚居区内，成绩好的男孩子常被同伴骂为“ 假白人 ”。民权组织的负责人希望，奥巴马的当选，能够帮助黑人男性扭转这种自毁前程的“愤黑”倾向。而华裔给人的印象本来就是分数挂帅，高学位只怕不是政治通行证却成竞选墓志铭。

　　如果奥巴马的高智商内阁，今后能有亮丽表现，或许可以减弱美国选民的反智倾向。不过，在一个由低端移民不断补血的民主国家，反智主义总会有相当市场。

　　华裔与黑人另一不同之处，是华裔没有芝加哥这样一部地方“政治母机”，黑人从基层到市府都是主要政治势力。立志从政者被这部机器搅得七荤八素，那几个有幸钻出来的，就成了能打耐摔的好汉。旧金山华裔虽多，离开形成“政治母机”却还差得远。未来的华裔总统，大概一起步就要与其他族裔结盟，或干脆混在白人堆里。

　　上星期六（１２月６日），代表共和党的越南华裔高英（Anh "Joseph" Cao）在新奥尔良击败民主党黑人候选人，当选为众议员。越南人只占选区选民的３％，他就是靠了白人的助力。共和党大佬说：高英这样的少数族裔是本党的未来。新闻里都强调他是首位越裔众议员，不知是否也可算入华裔。

　　高英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法国人带去了天主教，所以越南人里有不少信徒。华裔与黑人的最大区别，还在于宗教。黑人的前身是奴隶，早就信了奴隶主的教。即使在种族隔离时期，两边的教会仍有相当联系，大的教派都有黑人分支。而华人里教徒甚少；中国大陆出来的移民，信教的更少，孩子长成后信教的也不多。不信教，怎么能当美国总统？—— Don’t even think about that。

　　本人已经谈过了奥巴马从政路上的归宗（扎根黑人社区）和归教（皈依基督教）——只有走出这两步，他才可能出马竞选；本人也已经说过，新教信条是美国立国的政治基石。这里换一个角度，聊聊宗教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说到宗教与经济的关系，自然会想起社会学鼻祖马克斯·韦伯。他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那本《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其实韦伯出名后，还写过一篇题为《新教教派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那是直接谈美国的。

　　１９０４年，韦伯应邀赴美国讲学。考察美国社会时，韦伯发现了一个对欧洲人来说很奇怪的现象。在美国，宗教和国家的分离相当彻底，这又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们失去了与故土教堂的联系，为什么当时的美国却只有６％的人不参加教会活动，远低于欧洲相应比例？更奇怪的是，人们还非常虔诚，吃饭、做生意都要问你是哪个教派的（新教分圣公会、浸礼会等很多教派）。

　　韦伯论文里有些很具启发的例子。某次，韦伯在火车上遇到一个推销员，这位老兄说：我不管你信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不隶属于任何教派，我连五毛钱都不会赊给他。推销员问：如果他什么都不信，我凭什么相信他？——请注意韦伯记录的这句话：你不信教，这个美国人连某些部门随手发发的五毛钱都不肯借给你，更不要说选你当总统。至少在内地小镇上，很多美国人至今如此认为。

　　当时美国有大量德裔移民。韦伯曾去北卡罗里纳州看望亲戚，并不信教的亲戚带他参观当地浸礼会的洗礼。十月初的天气，已是相当冷。受洗者毫不犹豫地跳入池塘，完全浸没自己。亲戚指着一位年青人说：哈哈，我就知道这家伙会受洗，他打算在这里开银行呢。韦伯问：是否浸礼会信徒只信任本会教友的银行，而且人数多到足够支撑他的生意？亲戚说：这倒不见得，不过，浸洗之后，他的生意就有保证了。

　　原来，当时浸礼会对受洗者有严格要求。只有那些从小品行端正的人，才有资格加入。不要说赖帐的进不去，就是爱跳舞、爱打牌、经常上馆子的都进不去。进了教派，就相当于拿到了道德合格证，在商场就有了信用。不但本地人信得过，就是出远门，只要亮出教会的受洗证明，人们都会放心借钱给你，赊购更没问题。就算一时银根紧，债主知道，教派为了自身的声誉也会担保你，展延几天没关系。反之，如果某人因为道德问题被教派除名，生意倒闭的日子，通常也不会隔得很远。

　　黄仁宇曾说：资本主义“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精义在负债经营”；这“说来容易，可是负债经营具有全面性的时候，政府发国库券，各公司发行股票，买卖房舍分期付款，学生借款上学，旅游者凭信用卡各处观光，工人以还没有到手的工资作担保去买汽车，作为上班的交通工具——而且人人如此，社会视作当然，法律上行得通，那就并不十分容易了。”

　　说负债经营不容易，关键是原始积累的时候特别不容易。那时没有计算机和网络，很难验证某人的财务记录，交易者如何知道对方的信用？在美国，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是询问彼此的教派。人们相信教派的声誉，相信你既在教派之中，应为诚实之人。正是这样的教派，使得负债经营最终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

　　已经制造了三十万“结石宝宝”的三赂奶酚终于冲破京奥打压，露出真相之后，温宗理“希望每个企业家、每个企业，在他们的身上都流着道德的血液 ”。根据韦伯的观察，美国内战结束后的经济起飞时期，企业家的道德血液主要是由新教教派输送的——或者说，并不是像很多国人以为的那样，商业诚实仅靠法律强制。

　　今日美国更多元化了，美国现在有各种宗教，基督教，天主教，摩门教，犹太教，依斯蓝，等等；同一宗教内还有各种教派，但９０％以上的美国人全都相信举 头三尺有神明。你什么都不信，连英语里说某人是个好人的常用语，He has a soul 都不能用在你身上，你连“灵魂”都没有，谁会投你一票？

　　布什总统与普京初次会谈后，告诉记者：从普京的眼里，他能看到普京的灵魂（意为普京是个诚实的人，他可以和普京打交道）。布什这句话，俄美关系糟糕 时，常被人翻出来取笑。但布什会这么讲，还是有前提的：普京声称自己是东正教徒。如果遇上无神论者，只怕布什首先要跟你解释宗教在美国的地位。

　　曾听一位研究宗教的教授说过：在美国，穆司令当总统的可能性，都比无神论者要高得多。

　　这倒不是说非教徒华裔就当不了总统。西方不亮东方亮，在美国当总统有困难，还可以跨过一个大洋，去美国东面的法国当总统。在韦伯的时代，欧洲的宗教传统已经衰落了。法国曾经给越南带去了天主教，如今在巴黎却是难得碰到几个人谈宗教的。不信教，绝对不是从政的障碍。

　　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马上会问：法国，他们、他们不是会见了吐蕃佛王吗，他们的人权不是假的吗，他们怎么会选华裔？

　　这事情要历史地看。上世纪二十年代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东共旅欧支部的老战友，著名者如周恩来宗理，前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具体制订各期五年计划的李富春同志，原国防工办主任、领导“两弹一星”工程的聂荣臻元帅，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晓平同志等一大批人，红朝初建就主持国务院，实际上法国留学生曾经长期管理中国镇府的日常运作。法国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这与中国领道人的法国老关系有关系。会见法国贵宾时，领道人们曾愉快回忆在法国度过的青春岁月。法国当年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帜下接纳了他们，法国其实还是那个法国，善待异议人士是法国的骄傲传统。其实法国现在更开明了，现任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就是匈牙利移民之子；他们前几天还刚选了一位有黑人血统的法国小姐。但是中国变了，从接触过各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异质文化的开国前辈，变到教愚部和宣战部近亲养育的红色后代，于是法国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也就从真的变成假的了。

　　（题头图为邓希贤与其叔叔邓绍圣在法国的合影。九十年前，北洋政府还是跟国际很接轨的，倒是没有哭着嚷着向法国政府抗议：你们收留反镇府人士，“中国人民的感情又被严重伤害了！”）

　　如果华裔在法国选总统，法国的人权对他而言则仍是真的。一旦自身条件成熟了，那就奥巴马般的勇敢竞选吧。

层层遮挡中的梅兰芳 ZT

小龙

始于纸醉金迷

1894年，梅兰芳出生的时候，京剧正因慈禧的喜欢而勃兴，但真正将其捧到国剧地位的，还要算上大小官员商人、文人戏子在纸醉金迷中，对种种不堪的迷恋，完全是靠腐朽堆积起来的文化。有多腐朽，就有多深厚，多精致。

梅兰芳是旦角世家，祖父梅巧玲“扮相雍容端丽，表演细腻逼真”，三十余岁掌管四喜班，为人慷慨，重信义，是“同光十三绝”之一，与当时备受慈禧宠幸的老生谭鑫培（电影中“十三燕”的原型）交情匪浅，后者年老以后，每年初二、三仍必到梅家，向梅兰芳祖母行磕头之礼。梅兰芳父亲早逝，伯父梅雨田是谭鑫培的琴师，对谭的艺术起烘云托月之效，有“胡琴圣手”之称。当时北京城里有许多亲贵们跟他学戏，按时按节送钱。此外，他还把持着许多班子的演出事宜（俗称“ 把头”）。按道理来说是收入颇丰，但他对钱从不计较，致使家道中落。此外，梅兰芳的姑父秦稚芬也是当时名旦，回忆录里说他精通技击，擅长书法，喜欢研究历史，熟读《通鉴》，与梁启超、罗瘿公、魏铁珊为文字交，为人仗义，有古侠士风。他也是梅兰芳的启蒙恩师。

虽然梅兰芳的姑姑说梅的幼年，“受尽了冷淡和漠视，生活在阴森的气氛当中”，但他日后学戏，老师们都会格外照顾，“还是靠了先祖一生疏财仗义”。这大概也影响到梅兰芳后来在人际关系方面出色的经营。

但梅兰芳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后来的形象宣传最注重摆脱的，却是出道时的“相公”（据说是由“像姑”一词讹传而成）世风。清末民初时，大批外地商人盘踞在北京前门附近，解决性饥渴的方法无非是去妓院和戏院。男人演起女人，比女人更妩媚，再加上最初不允许女人进戏园时，男旦大演淫戏，进戏院兼得生理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梅兰芳研究专家徐城北提到了梅巧玲，“长得细腻白嫩，肥硕丰满，又善于扭捏作态，当时便以演风骚戏出名。在《渡银河》中演‘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杨贵妃，能使全场春意盎然。”此外，当时官吏嫖妓名声不佳，逛相公堂子反成风雅之事，清人蒋心余《戏旦》诗说：“朝为俳优暮狎客，行酒钉筵逞颜色。……不道衣冠乐贵游，官妓居然是男子。”许多人包养童伶，送去学唱男旦，模仿女性的娇羞。“这些冤大头每逢观剧，必坐于下场门，以便与所欢色眼相勾……少焉歌管未终，已同入酒楼矣。”

在这种欣赏男旦和相公“二位一体”的不良习俗下，梅兰芳一登台，便被唤作“梅郎”。20年代中期他演《太真外传》，时人的文章描述说，“在这娇滴滴的声音里，舞台下千百个观众不觉都停止了呼吸。……性子急的男士们这时恨不能一跃上台把高力士推向一边；女观众也同样局促不安起来，因为她们知道演这个痛快淋漓场面的不是女性的杨玉环，而是男性的梅兰芳！……在他们洋人面前唱京戏，本是对牛弹琴，但在这场合下，纵使是牛也要为之情思荡漾的！”梅兰芳提到这些传闻给他带来过困扰，“梅党”支柱齐如山也回忆说，第一次听梅兰芳的戏后，想给他一点建议，但“考虑到自己早在民国元年就应邀在谭鑫培为会长的正乐育化会讲演戏剧理论，不久前又刚从法国归来，现在贸然接触一个唱男旦的伶人，社会风气可畏，恐怕会招惹麻烦”，只好书信来往半年才见面。
　
“种花人”：谭鑫培和杨小楼

因为梅家慷慨仗义铺下的基础，也因梅兰芳自身的天分和勤奋，在谭鑫培和杨小楼的力“捧”下，梅兰芳迅速出头，在1917年谭逝世前形成了“谭、杨、梅鼎足三分”。尤其是杨小楼，在谭渐老后，有了“国剧宗师”的地位，他对梅兰芳的情义在《霸王别姬》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在1921年合组“崇林社”，开始编排这个戏，到1922年首演后风靡一时，梅兰芳不仅借助杨小楼的影响力，与日渐崛起的尚小云等对手再次拉开距离，又以富于戏剧性和歌舞性的特点，以 “戏”率“技”，从此走在时尚的前头。

不过，“崇林社”成立最初，杨小楼身边的人多有不甘，强调并排的木要分左右，左（按中国古制，左为尊）为杨，右为梅，并且杨小楼每场要拿“加钱 ”（按照实际座位人数去提成））。但随着《霸王别姬》的成功，很多观众在虞姬自刎后已经不耐烦再看霸王的表演，让杨小楼颇为尴尬，自此平起平坐。

1921年1月8日夜，“崇林社”在前门外西柳树井的第一舞台演戏时，梅兰芳还只是当晚王瑶卿、王凤卿、尚小云、俞振庭、杨小楼等十位“超一流”大角中的一个，此后却向着“伶界大王”的位置走，随着整个社会的审美心理从“听戏”向“看戏”变，旦行的妩媚漂亮变得更重要，到1927年《顺天时报》评出四大名旦就彻底取代了老生的头牌位置。
之前主要是班主制，像梅雨田、俞振庭都可以占据不小的势力，尤其是后者，因为是名角之后，又养了一群武行，许多班子都要经他才有活干。四大名旦却依仗智囊，开发起自己的明星魅力。

“梅党”：“钱口袋”和“戏口袋”

有了收入，名角们都喜欢买宅院，放出去收租，听房客哀求对于他们的戏子身份是个补偿和享受。梅兰芳却曾买下帘子胡同的房产，用来堆积文物。据说，他还买下附近平民的房子又放给他们免费居住。去上海之前，他主要住在无量大人胡同24号，是他在1920年买下的，由七个院落打通构成，共有房屋96.5 间。日后成为京城文人聚会的地方，被称为“缀玉轩”，还在这里接待了瑞典王储夫妇、印度文豪泰戈尔、美国前总统威尔逊的夫人、好莱坞影星范朋克等外宾，在他们的心中，这是北京除故宫外另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

这也显示了梅兰芳一生最重要的地方：结交广泛，其层次之高、影响之远，都是其他人所不能及的。对于戏子们来说，要想成名，或是摆脱班主的控制，必须要有人捧。最初与梅兰芳“兰蕙齐芳”的表兄王蕙芳（影片中朱慧芳的原型），就“傍”上了因复辟清廷闻名的“辫帅”张勋，一直到他后来躲到天津当寓公。梅兰芳不仅能周旋于北洋军阀和民国政府各派系势力之间自保，在其他戏子还和纨绔子弟厮混时，就第一个注意结交新式实业家，1919年去江苏南通，不仅是研习昆曲，更与张謇成为忘年交。首赴上海，他便立即拜访《时报》的狄平子、《申报》的史量才和《新闻报》的汪汉溪，经这些媒体大佬的介绍，又结识了沪上文艺界的吴昌硕、况夔生、朱古薇、徐凌云等，回京后，又与齐白石、陈师曾、汪蔼士等结交。如日中天的他还主动登门拜访音乐家刘天华，请他用五线谱记录自己的演唱，两年后出版了能通行世界的《梅兰芳戏曲集》。

梅兰芳的厉害就在用政商的势力维持自己的地位，却最终用文化界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他曾与“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其他三个是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搭戏，张伯驹饰黄天霸，他饰褚彪。而1931年“9·18事变”当晚，张学良在前门外的中和园听的正是梅兰芳的戏。这些捧梅的人被称作“梅党”，梅兰芳的演出必在前排给他们留一排座。这其中的左膀右臂，就是“钱口袋”冯耿光（影片中冯子光的原型）和“戏口袋”齐如山（影片中邱如白的原型）。

冯耿光曾是袁世凯政府的陆军少将，1918年起任中国银行总裁，其后都在金融界高层。他挥金如土，人称“六爷”。梅兰芳这一时期的花销主要靠他维持，比如策划排演《太真外传》之初，冯耿光闻悉后，即以现大洋一千元之代价，为其购下孔雀翎褂子一袭，以作羽衣之用。日后数次出访国外、避难香港，也都赖他巨资襄助。梅兰芳因此说“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每遇演出事宜，必“先听六爷有何高见”。“我少年的时候，很多人爱我，但无人知我，惟有六爷，爱我，又知我。”冯也是梅党中伴梅兰芳走到最后的，建国后在政协会议上见面，冯迎上来说，“梅兰芳同志，你身体可好？”梅听了说，“六哥和我生分了 ”。

齐如山出身文人世家，对戏剧造诣极为深厚，19岁就读同文馆，精通三国外语，五年后去欧洲游历考察。他追随孙中山、资助革命，1912年亲王良弼被刺的炸弹就是他从上海买来的，他还开商铺为革命党人做藏身所，前后数月就花去一万余元。革命成功后，他再次沉入京剧，1913年开始与梅兰芳通信，此后不仅是其大部分作品的编剧、导演，还从古画中为他设计了古装打扮。

齐如山主导策划了梅兰芳1930年的访美，在当时兵荒马乱和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这个决定需要非凡的远见和魄力。齐如山为此准备了数年，不仅带去了瓷器、笔墨、绣货、图画、扇子等作为礼品，还在美国剧场门前挂宫灯、场内挂纱灯，从接待员服装到幕布搭景一概是中国风，连乐器都用象牙、牛角、黄杨等定制。中国话剧创始人之一、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则对赴美的每一台节目精心组织，这些很表面的活动，却使得梅兰芳在西方评论家眼里成为中国文化的窗口和招牌，《时代》说，只有两个人曾成功宣传过中国，一是宋美龄，一是梅兰芳。有人说“京剧酷似希腊古剧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有人指出它有“立体派绘画、抽象的阿拉伯装饰或几何舞蹈设计所具有的那种含义”……这些评论完全是盲人摸象，却以西方人的思维将梅兰芳送入了大师殿堂。

齐如山对梅兰芳的重要性遭到了梅党其他人的妒忌，尤其是在抗战爆发后，冯耿光从追随政界和商界势力的角度，鼓动梅兰芳南迁，齐如山却坚持让梅留在北平，努力无果后给梅写了封分手信，“您自今以前，艺术日有进步；自今之后，算是停止住了”。梅兰芳点头。他们1947年或1948年在上海再次见了一面，此后齐如山去了台湾，在那有“文豪”之誉，相对的，在大陆也便被有意遮蔽了。

此外，为梅兰芳办理文墨的黄秋岳，当时被赞才高八斗，为人写寿文，五百大洋一篇，够中等人家过一年，却乐得为梅兰芳打杂，还有罗瘿公、李释戡这些旧学底子很深的人，对诗歌、词曲颇有研究，曾一字一句地为梅兰芳讲解，这对识字不多的戏子来说是极重要的“深造”。

罗瘿公是邱如白的另一个原型，他后来成为程砚秋的主要智囊，介绍其拜到梅兰芳的的门下执弟子礼，后又拜王瑶卿为师，由于梅的许多技艺出于王的指点，程就借此跃上一辈。这一对搭档没少给梅制造压力。

乾坤颠倒的梅孟恋

如果说梅党间有纷争，梅的女人间更如后宫政治一般。1910年，梅兰芳与名武生王毓楼的妹妹王明华结婚，后来梅党嫌王明华控制梅太厉害，就以梅幼时过继给伯父，身兼双祧（即继承两家香火）为由，迎娶了有“天桥梅兰芳”之称的坤旦福芝芳，但福的性格更为凌厉。因此当梅兰芳遇上孟小冬，身边人便热心撮合起他们。1926年8月28日的《北洋画报》也八卦梅的家事说，“梅之发妻王明华素来不喜欢福芝芳的，所以决然使其夫预约孟小冬为继室。”

孟小冬出身武生世家，她的漂亮，用袁世凯的女婿、剧评人薛观澜的话说，清末民初的雪艳琴、陆素娟等十位以美貌著称的坤伶和孟小冬比起来，都不算什么；她的嗓音，在丁秉鐩看来，“是千千万万人里难得一见的，在女须生地界，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可说前无古人”，她在1925年（18岁）来北京前，已经誉满南方，到北京不过是要最后的承认。这一年8月的一场义务戏中，孟演《上天台》，接下来的恰是梅兰芳的《霸王别姬》，两人在上下场的交错中第一次相见。
以后，便有人安排他们同演《四郎探母》，一时“乾坤颠倒”传为美谈。1926年下半年财政总长王克敏的生日堂会上，他们合演一出《游龙戏凤》更是让人浮想联翩：“一个是须生之皇，一个是旦角之王，王皇同场，珠联璧合。”

1927年春节过后不久，在冯耿光的公馆里，为梅孟二人举行了婚礼。因为说好孟是准备递补当时肺病在身的王明华的，所以孟小冬“暂时”被“藏”了起来：“纵是坤生第一，也只好光彩黯然收”。孟小冬显然甘心换取这样的甜蜜。有一幅照片中，梅兰芳用手朝墙壁上投影做动物的形状，右边题着孟的问：“你在那里作什么阿？”左边题着梅的答：“我在这里作鹅影呢。”

但在9月14日，一个孟的崇拜者、大学生李志刚，因为她久不登台，迁怒于梅兰芳，于是要到冯宅杀他，结果与梅相熟的记者张汉举自告奋勇出去，身中数枪做了替死鬼。李被击毙枭首示众三日，但小报却抓住此事不放，流言蜚语铺天盖地，甚至说孟是那青年的未婚妻，梅是夺人之爱。这对梅兰芳“完人”的名声是极大的伤害，福芝芳更以一句“大爷的命要紧”，让许多讨厌她的梅党站到了自己一边。孟小冬一气之下跑去天津唱戏，并以男儿装出入社交场合，《天津商报》特辟 “孟话”专栏，称孟小冬为“冬皇”，高呼“吾皇万岁”！

做事谨慎冲淡的梅兰芳，对此不免皱眉，但还是准备带孟小冬访美，他准备的墨盒中有一个就刻着孟小冬扮的古装像。此时已经怀孕的福芝芳毅然请日医堕胎，也要跟去，血光之下，梅兰芳只好谁都不带。

1930年8月，梅兰芳的祧母（即梅雨田的妻子）去世，孟小冬去梅宅奔丧，却被下人口称“孟大小姐”拦了出去，因为再次怀孕的福芝芳又一次以人命相逼。梅兰芳做事一贯“无可无不可”，但在名分上的沉默却让孟小冬感到一片虚空，分手后，她绝食、生病、避居津沪、参禅学佛，直到1938年拜到余叔岩的门下，但身体已然有了很大的损伤，之后再难应付长时间的演出。她晚年曾对挚友透露说分手后生下一女，不过因为心中有气，不喜欢，便送了人，后来女儿长大成人，曾提出赴港探母，因故未能成行。

梅党当中，齐如山和冯耿光分领“捧福派”和“捧孟派”， 余叔岩都受牵连，其艺术被齐如山损为“不值一谈”。冯耿光虽然喜欢孟小冬，但也说她心高气傲，需要“人服侍”，而福芝芳却可“服侍人”，为梅兰芳终生幸福计，只好分手。

孟小冬随余叔岩学戏五年，后者当年遍学诸家之长，为人狷介清高，除了学到半途就登台赚钱的李少春外，只收了孟这一个得意的弟子，两人颇为相惜。孟小冬亦是在余叔岩最后的时日服侍左右，虽然很注意打点讨好余府上下，但余死后，其续弦夫人还是将他手抄的祖传秘本、工尺曲谱本统统烧掉，正是做给孟看的。

坊间传闻，孟小冬与梅兰芳最宠爱的大弟子李世芳也有过一段感情，甚至是造成李离开老师，最后飞机失事的原因。但从遇难时间1947年1月来看，孟小冬当时已入杜月笙府邸，关联性并不大。但梅兰芳对李的感情确实很深，因为他长相酷似自己才收为徒弟，并常关起门来亲自授艺，一时有“小梅兰芳”之称。他陪梅兰芳唱的最后一场是《金山寺》和《断桥》，这让梅兰芳在很多年里都不愿意碰这两段青蛇戏，直到建国后提携梅葆玖才重新拾起。

孟小冬嫁杜月笙，因为她和杜的第四位太太姚玉兰有金兰之交，姚玉兰本想引入孟来对付其他几位太，等到杜和孟“嗲是嗲得来”，她又不免怨恨。余叔岩的女儿余慧清说，“孟小冬同梅兰芳离婚后，曾对我们姐妹说，她以后再也不要嫁人，又说不嫁则已，要嫁就要嫁一位跺脚乱颤的人。”这个跺脚在1947年杜月笙六十生日堂会上让梅兰芳见识了。因为搞祝寿兼赈灾义演，名角如云，包括抗战间辍演八年的梅兰芳和约定自此后只给杜月笙一个人唱的孟小冬。梅唱八天，孟唱两天，互不碰面。正式演出那天，车水马龙，马连良要看戏，都只能请经理在过道里加个凳子。各界人士赠的花篮则排了一里路长，全部花篮折款高达百亿，在通货膨胀的当时也是巨款。而据梅兰芳的管事姚玉芙说，孟小冬唱了两场《搜孤救孤》，梅兰芳在家听了两遍电台转播。

虽然张伯驹把杜孟的婚姻称为地狱，但孟小冬说不唱就不唱，将老生带到登峰造极的余派从此成绝响。这个女人身上的硬气和委屈，其戏剧性独立出来比梅兰芳更精彩：梅兰芳、余叔岩、杜月笙，三世传奇，梅不过占了一段。

从戏子到艺术家

三十年代，中国从清末到现在能拎出来称为“大师”的，八成都在北京城里，除了鲁迅等少数人外，他们都听戏，即使不直接写文章捧具体的演员和剧目，但心里已经给京剧留出了位置，而梅兰芳则率先从伶人的身份占据了那个位置，成了艺术家。

他去苏联时，拜访了电影导演爱森斯坦、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后来和后两者并称“世界三大表演理论”；去美国更是见了卓别林、玛丽·香克馥等人。在不少艺人沉迷于宗教，像谭鑫培和杨小楼都涉道教、郝寿臣还入了天主教时，梅兰芳却从陈师曾、姚茫父学画佛像，书房中常悬金冬心的《扫饭僧》，吴昌硕给他的画题诗说：“赢为梅花初写罢，陪君禅语立香南。”这就接上了中国文人禅的传统，被其推崇也就自然而然了。

无论是性别颠倒，还是他塑造的那些人物的悲欢，梅兰芳的艺术都沉浸在一种极致的冲击之中，在生活中，只好凭借“不禅而禅”来换取心灵的宁静，反而处处如鱼得水。有研究说，梅兰芳在许多事上都显示出一种“无可无不可”的随和态度。在票界，有人登台请教他，他必说“错不了”，演出后再问，则必说“不容易 ”。所以票界都很崇拜他。

梅兰芳做事审慎而准确，在京剧的改革上，他也是“扭秧歌”式地前进——每进两步或三步，就退一步，每有改革，就让梅党搜集观众的反馈，决不让观众在某晚看到一个全新的梅兰芳。他做戏从容，为人更是从容，甚至在罢演后还养活着很多人，因此建国后周恩来特许他保留自己的私人剧团以维持开支。

梅、程之争：“鸦片”和“吗啡”

梅的一生有几个对手：民国初年是王蕙芳、1923起是尚小云，程砚秋在1922、1923年两赴上海，风靡沪上，但直到1933年才成为劲敌。荀慧生大放异彩在1925年，他在王瑶卿、陈墨香的帮助下，完成了《玉堂春》的改编，其在下层观众中受到的欢迎一度超过了其他三位。

不过，尚、荀二位都无追赶梅兰芳的野心，程砚秋却常把意思显露在外面。他的智囊罗瘿公知道梅兰芳的“人缘”太好，“党徒甚胜”，常常提醒他注意谦虚有礼，所以“梅、程之间尽管激烈竞争，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一副温良恭俭。”（章诒和语）

但程砚秋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导演吴祖光回忆说“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 1927年程还只是四大名旦中的老四，到1931年却连推《荒山泪》和《春闺梦》，影射政治时事，与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对中原大战和蒋桂之战的批评互相唱和，一时反响极大。喜欢找“微言大义”的戏评家们因此将之捧到天上。此外，他还傍上了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抓住退还庚子赔款的时机，在南京成立了戏曲音乐院，李石曾任院长，程砚秋任副院长兼北平分院院长，一时笼络了许多名流担任教师，又频频让戏给学生，使其忠诚于“程派”路子。

在梅兰芳声势浩大的美国之行后，程砚秋独辟蹊径，在1931年深秋只身游学欧洲，在法国发表了《中国戏曲与和平运动》的演讲。回来后写成的报告书里，表面是对京剧改革的建议，骨子里却充满了对中西文化、政治、经济的尖锐对比和思考，他努力学德语和法语，能用法语公开演讲，并筹备下一步去欧洲演出，却被二战的爆发耽搁，错过了赶超梅兰芳的最好机会。因此他从内心深处对战争充满愤怒，超过梨园中的任何人。

1942年9月在前门火车站被日伪铁路警宪便衣搜身时，程砚秋把他们全部打翻在地，代价就是此后宪兵和特务一直盯着他，还闯入其寓所搜捕。于是第二年3月，程砚秋索性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红山口、黑山扈等处购地务农，闲来读史书。周恩来对程砚秋极为欣赏，解放刚进城时，就亲自造访他在报子胡同的家；1957年入党时，周和贺龙是其介绍人。但还是对他说，“你在旧社会中孤芳自赏，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是很可贵的；但是在新社会中仍然这样做，就容易脱离群众，走向反面……”

梅、程同为花旦，却一柔一刚，以至于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是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就等于是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了，最后惟有以身相殉。”

程砚秋1958年3月去世后，他的英气逼人仍然是梅兰芳为国庆十周年排新戏，以及决定入党的一个阴影。但无疑，梅兰芳用多出来的3年再次将程甩开了距离。

“完人”的盖棺论定

梅兰芳这一生专心京戏，但他躲不开政治，他曾为蒋介石唱戏，也曾为毛泽东唱，他要到大户人家唱堂会，也为执政者祝寿，他要懂得周旋，“既要谦恭有礼，又落落大方；他从一道道劈面压来的难关之下闪身而过，又利用诸强的对峙而抬高身价”（徐城北语）。

1935年去苏联，梅兰芳本是被利用，因为斯大林把中东铁路卖给了伪满，为平息中国人的愤怒，而由文化部门出面，邀请他和胡蝶访苏。但梅兰芳把这次出访处理成了一次提升的机会。他有底线，比如坚决不参加伪满的庆典，去苏联时甚至拒绝途经伪满土地，因此坐轮船走日本海岸，在那里日本人还为他开了一次欢迎会。包括后来蓄须明志的故事，他当然比一般的戏子要珍惜品格，不能让自己“脏”了。但主要还是在退，因为访美苏后，他的声誉日隆，本想有一番大作为，但战争爆发，他只好以退为进，先退至上海，再退至香港，两地却同样沦陷，且没有北京那么大的欣赏市场，索性隐退。他当然也在躲避日本人，但日本方面来的人不过是个说广东话的“课长”，彼此没谈成但也没有伤和气。

关于抗战期间的爱国故事，本来程砚秋对日本人的拒绝和抵抗更加单纯真诚、直抒胸臆，不过只有梅兰芳“蓄须明志”才能走入历史教科书，这不能不说是梅兰芳在政治领域的成功；一方面，他成为一个艺人爱国的典范，另一方面也彻底遮蔽掉了程砚秋的光彩。

梅兰芳一生谨慎，步子迈得最大的不过是在京剧改革上，但在建国后提出改革的“移步不换形”论后，他遭到了一次温和的批判，此后更加谨慎，安然度过三反五反，又顺利从整风走过反右，在1961年8月8日去世。《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大幅讣告。陈毅主持了追悼会，周恩来批准从国库取出存放多年的一副阴沉木棺，为其举行国葬。可谓生得其时，死得其时，一个“完人”盖棺论定，不仅躲过了“文革”中程蝶衣那样的遭难，直至今天都仍然完美得有些不真实。

（资料来源：梅兰芳口述、许姬传等著《梅兰芳回忆录》、徐城北著《梅兰芳艺术谭》、齐如山著《梅兰芳访美记》、许锦文著《梨园冬皇孟小冬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