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哈维尔
　　译者：黄灿然
　　
　　　　不久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到布拉格探访我，我怀着钦佩之情倾听他的谈话。不久，我就听说他逝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卡尔·波珀（Karl Popper）。他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曾经在新西兰这个国家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由纳粹狂暴的部族意识形态引发的战争。他在这里思虑世界的状态，并在这时写下他最重要的几本书。他显然受到新西兰群岛不同文化的人民和睦相处的影响，并自问，为什么开放社会这一理念如此难以战胜源源不绝的部族主义，由此他开始探究开放社会所有敌人的精神背景和他们的思想形态。
　　　　
　　　　一
　　　　
　　　波珀那些受到丰富证据支持的基本批评的中的一个目标，是一种他称为“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些企图，即：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概括地、综合地、全面地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波珀明确地指出，这种人类思考形态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可以证实波珀爵士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数以千计的证据，证明生命的所有天然的现象如何遭到扼杀，而扼杀者却是以一种宣称世界会更美好的抽象、空谈的理论的名义来进行这种扼杀的。这不仅仅像我们所称的侵犯人权那么简单。这种强制执行的观点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毁灭。
　　　　
　　　波珀不赞成这种全面工程，他提出另一种渐进式的方法，旨在逐步改善人类共处的各种制度、机制和技术，以及在维持不断的和经验保持联系及不断丰富经验的情况下来改善这些制度、机制和技术。必须按照任何被证明的良好的、实际的、有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来进行改善，不可妄自假设我们已经弄通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并自以为可以因此弄通所有有待弄通的事物以及懂得如何去改善它们。
　　　　
　　　在我国，对过去悲惨经历的一种可理解的反应是我们有时会碰到的这种意见，即如果可能，人都应该避免试图改变或改良这个世界，避免提出长远观念、战略计划或看法。这一切都被视为全面社会工程军械库的一部分。这种意见显然是大错特错的。矛盾的是，这种意见与波珀在那些自信已掌握历史规律并自认运用这种历史规律的人身上看到的宿命论有很多共通之处。这种宿命论以一种奇特理念的形式出现，这种理念认为，社会无非是一种机器，只要使它适当地启动，它就可永远自行运转。
　　　　
　　　我反对全面社会工程；然而，我拒绝给婴儿灌满洗澡水，并且我绝不认为人们都应该放弃不断寻找改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途径。这是必须做的，即使他们仅能达到某一方面的改善，即使他们总要停下来看看到底是否适合作出这种改善，即使他们必须随时准备一旦经生活证明是错的，就应该予以修正。
　　　　
　　　最近我向一位哲学家朋友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先是有点疑惑，接着便试图说服我相信一种我从未否认的观点，即世界在其本质上一种全面的实体，其中一切都是互相关连的，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做任何事都会在另一个地方发生预想不到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看不到全部，就连新近的后现代科学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这位朋友这席话迫使我补充我所说的话甚至波珀所写的书。确实，社会、世界、宇宙自身是一种无限神秘的现象，由数以亿计的神秘内在联系维系着。明白这一切并谦虚地加以接受是一回事，但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或人类精神或理性可以完整地掌握和描述世界并从这种描述中得出改善的看法--这却是另一回事了。意识到所有活动都有其内在的联系是一回事，相信我们已完全弄通它却绝对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像波珀那样，我相信政治家或科学家或企业家或任何人都不应陷入这种徒劳的信仰，认为他们以一次行动就能够全面地掌握世界。在寻求改善世界时，人们必须万分谨慎和理智，要一步一步来，要时时注意每项改变实际上会产生的后果。然而，同时我也相信--这与波珀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一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他们所能知道的所有全球性的互相联系，同时心中牢记这点，即在他们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无限广阔的互相联系。我在所谓的高层政治领域的短暂逗留使我一再相信有必要采取这种态度。如果我们能够由头到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更清楚地审视自己，看清楚超越于我们暂时性的或集团性的利益之上那种更广阔的内在联系，现在威胁世界的大部分危险以及它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相对有效地得到解决。当然，这种意识绝不可变成自以为是的乌托邦信念，以为只有我们才拥有了解这些内在联系的整个真理。相反，这种意识应源自对这些内在联系及其神秘秩序的深刻而谦虚的尊敬。
　　　　
　　　　二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一场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辩论：有关他们如何重要或如何危险，有关他们的独立性的程度，有关他们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在某些时刻，这场辩论变得混乱，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这场辩论与我刚谈到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容我用几分钟时间尝试给知识分子下定义。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物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我可否用这个词--来做的。就是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
　　　　
　　　如果我们接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义，那么我们就不会惊奇于很多知识分子做下了很多伤害世界的事。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并对它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经常受到诱惑，企图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办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面社会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难道大批独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最初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更不用说很多尽管并不制造或引进独裁，但由于比别人更容易幻想有一把消除人类苦难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钥匙而一再无法站起来反对独裁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出卖”这句说正是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我国发生的很多反知识分子现象永远是针对这类知识分子的。这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来源，即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中很危险的物种。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所犯的错误与那些从截然反对社会主义计划走向反对观念性思考的人所犯的错误是相同的。
　　　　
　　　如果以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服从于乌托邦主义或全面工程，那将是愚不可及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意识到那更广阔的背景，以更富全球性的角度来看事物，承认全球性的神秘本质，并谦逊地听从于它。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是使他认同于人类、人类的尊严和人类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恶和暴力作斗争，推广人权，提倡他们的不可分割性。一句话，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当地球彼端一个不知名的国家的人民遭到灭绝，或当儿童挨饿，他们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不会对全球暖化或眼看着下一代将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而漠不关心。他们关心远方的原始森林的命运，关心人类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摧毁所有无法再造的资源，或广告、消费主义和电视上的血腥暴力故事这种全球性的独裁最终是否会导致人类走向彻底的白痴状态。
　　　　
　　　那么，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这里也有很多误解。我的看法很简单：看到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要更少地相信他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 --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入政治。
　　　　
　　　这两种角色彼此很不一样。我的朋友蒂莫思·加尔顿·阿什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对的，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年。但是，尽管这种看法是很清楚的，我们却不能因此以为这类知识分子只可在大学或媒体立足而禁止他们涉足政治领域。相反，我深信越多这种人直接介入政治，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美好。就其本质而言，政治诱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与下次选举有直接关系的短期问题上，而不是数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它迫使他们追求集团利益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利益，讲一些人们喜欢听而不是人们不大愿意听的话，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待真理本身。但这不是拒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一席之地的理由。这反而是一项挑战，即要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政治上来。毕竟，在决定全球性互相联系的文明的命运时，有谁比那些最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最关心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对整个世界怀着最负责态度的人更有资格呢？ （ 1995年）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在京召开大型饲料企业座谈会

     

    [本刊讯] 三鹿奶粉事件引起全社会对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问题鸡蛋事件使饲料安全成为舆论焦点。为积极应对当前形势，促进饲料行业健康发展。11月13日，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在北京召开大型饲料企业座谈会。

     农业部畜牧业司副司长王宗礼，全国畜牧总站副站长、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沙玉圣和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通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汉元，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黄炳亮，农业部畜牧业司饲料处处长王晓红、调研员景梅芳及四川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温氏集团、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海大集团有限公司、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正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粮粮油有限公司、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大成农牧实业有限公司、江西双胞胎集团有限公司、岳泰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广安集团、河北兴达饲料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石羊（集团）农牧有限公司等2１家企业的负责人出席了座谈会。

沙玉圣同志主持座谈会。

    与会代表围绕三鹿事件对饲料行业的影响、下一步应对措施以及如何强化饲料行业监管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刘汉元同志指出：三鹿奶粉、问题鸡蛋等事件对行业影响很大，直接冲击着饲料行业。目前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要进一步加强行业整治。我们重点打击的是人为造成三聚氰胺污染，并提倡用科学的态度去判断，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二是社会舆论问题，媒体的倾向性导向对饲料行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事实是我们饲料是安全的，绝大多数没问题，草木皆兵的方式是不对的。现在这个时期，大家应该形成一个共识，全行业都站出来共同维护行业的健康形象。

    黄炳亮同志表示，前一段时间，“行业潜规则”这一句话在全国流行，对我们行业影响非常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消费市场严重萎缩。整个大的经济形势和三聚氰胺以及对食品安全带来的恐慌直接影响到肉蛋奶的消费。进入10月份肉蛋奶消费情况急剧下滑，畜产品价格低迷，而且货销不畅，消费水平明显疲软，这很快就影响到养殖和饲料行业。第二，融资更加困难。受三聚氰胺事件影响，金融系统考虑风险因素，给饲料企业下一步的融资带来更大的困难。

    我们饲料行业不能接受所谓潜规则的说法。饲料企业提供的是营养的，保障动物和人类的健康的产品，而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起不到任何作用，企业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去人为添加。但是少部分饲料和饲料原料检测出来三聚氰胺又是个不争的事实，现在关键是要科学客观的查明问题的所在。其次，加大打击制假造假力度和加大饲料检测力度，防止不合格的饲料产品危害人类的健康。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委托参会代表进行书面发言。他强调，新希望作为行业的龙头企业，深刻地意识到此次事件是关系到全行业生死攸关的大事，关系到3亿农民生存发展的切身利益，我们应该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担负企业相应的社会责任。我国饲料质量总体上是合格、安全的，近期农业部抽检饲料合格率为97.6 %。当前畜牧产业链附加值很低，产业生态非常脆弱，产业的生产方式及经营模式正在转型，急需扶持。最近，国内外媒体广泛地传播有负责任的、也有失真的甚至虚假的消息，实际上增加了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心，致使肉蛋奶消费大幅下降，极大地冲击了养殖、饲料、食品业等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应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建议各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继续保护、支持畜牧产业链度过难关，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

    经过热烈的讨论，与会代表达成四点共识。

    一、“使用三聚氰胺是饲料行业的潜规则”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不负责任的。三鹿事件、特别是问题鸡蛋事件后，社会舆论纷纷将关注焦点集中在饲料行业，甚至流传“饲料行业添加三聚氰胺已经有5年时间了，是行业潜规则”的说法。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在去年美国宠物食品事件之前，饲料行业从来没有听说过三聚氰胺，国内专家没有发表过相关的论文，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也没有相关的标准和要求。其次，2007年6月，农业部开展了严厉打击“蛋白精”等非法添加物的行动，8月份到年底，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专项整治，绝大部分饲料企业也加大了对原料中三聚氰胺的检测，防止被三聚氰胺污染的原料流入饲料产品。第三，三聚氰胺对动物生长不仅没有任何营养价值，反而会对动物生长性能造成一定影响，饲料企业大都采取为养殖户提供附加技术服务、指导农户养殖的方式销售饲料，根本不需要向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第四，添加2400毫克/千克的三聚氰胺仅能增加一个百分点的粗蛋白质，从目前饲料中三聚氰胺的含量看，几十个毫克/千克的含量对提高粗蛋白没有任何价值，应属于被污染的，而不是饲料企业人为添加的。第五，饲料企业的主流是好的，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违规添加三聚氰胺只是个别原料企业、经销商的行为，属于个别现象，不是主流，更不是潜规则。对这些害群之马一定要绳之以法，坚决打击，绝不姑息迁就，对社会、对人民负责。因此，“潜规则”只是个别人不负责任的说法，而且，在当前形势下，有的媒体在采访专家或企业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不顾事实，更多的是新闻炒作，这也是造成社会广泛关注、甚至引起恐慌的重要原因。

    二、问题鸡蛋事件对饲料行业不仅造成了直接影响，后续影响可能更为严重。由于公众对三聚氰胺的恐惧，减少了对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的消费，导致养殖动物销量下降，甚至出现宰杀畜禽的现象。山东六和集团9月份首次出现亏损，10月份产品滞销。河北则出现大量养殖户在第一时间宰杀蛋鸡，占20 % ～ 30 %，鸡蛋价格降至每斤2元，反应速度之快出乎预料。三聚氰胺事件还引发了连锁反应：金融机构也高度关注饲料企业，纷纷提高贷款条件，降低授信额度，使得本来已经深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的畜牧、饲料行业经营更加困难。如果媒体舆论不能客观公正报道，不仅饲料行业将受到灾难性重创，作为下游产业的养殖业生产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三、行业监管力度明显加大。近年来，随着《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饲料生产企业审查办法》等一系列规章规范的出台，饲料企业明显感到行业监管的力度不断加强。特别是美国宠物食品事件之后，农业部及时制定颁布了《饲料中三聚氰胺的检测方法》农业行业标准，同时下发文件，禁止饲料企业非法生产经营和使用以三聚氰胺为主要成分的“蛋白精”，并按照标准的要求对全国饲料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测。三鹿事件之后，又在全国开展了饲料质量安全整治行动。上述措施，对整顿饲料行业秩序，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代表们建议国家应尽快组织科研单位开展相关试验，摸清饲料中的本底值，制定科学的限量标准，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使社会对饲料行业有客观公正的认识。

    四、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加强自律，确保诚信。代表们一致认为，食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饲料企业对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企业要讲道德，守信用，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绝不推卸社会责任。一方面要加强行业自律，绝不在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等有害化学物质和违禁药品，严把原料质量关，严格生产过程控制，严格执行各项标准，确保饲料安全。另一方面，行业要向社会发出声音，批驳“潜规则”等不实之辞，树立健康安全的整体形象，用科学依据和事实充分证明饲料行业主流是好的，质量安全是有保障的，是可以放心消费的。在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组织下，全国168家大型饲料企业将联合发起《饲料安全共同宣言》。

    王宗礼同志介绍了农业部开展饲料质量安全整治的基本情况和取得的成效。他希望大型饲料企业充分发挥表率作用，按照“坚决、有力、彻底，不留死角”的精神，认真对待饲料质量安全整治工作。一旦发现问题原料，立即报告，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处理和控制。对政府监管工作存在的问题，企业也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在三鹿奶粉事件之后第二次召开大型饲料企业座谈会，十分及时，非常有必要，提升了行业凝聚力，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晓 陆 晓 舟)

法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睡眠是最经济实惠的减肥方法，因为有规律的睡眠不仅能够有效解决体重超标问题，还能大量节约钱财。
    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的科学家们称，导致体重超标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人所共知的一个因素就是不正确的饮食习惯和缺乏体育锻炼，但很少有人知道睡眠不足也能够导致体重增加。
    法国科学家在本国居民中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一个人连续两天平均只睡4个小时,那么其体内负责饥饿感的荷尔蒙ghrelin就会增加近一倍,而调节体内脂肪含量和食欲的荷尔蒙leptin就会相对减少。 
    科学家们还以美国人为例子向人们发出警告称,由于睡眠时间在逐渐减少,最近50年来美国人的全民肥胖趋势仍在加强。同时科学家们还强调称，睡眠不足导致的儿童肥胖症大有加剧之势，因为92%的肥胖儿童都是由睡眠不足造成的。另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科学家们称，哪怕是每天多睡一个小时，儿童肥胖症的发病率就会降低9个百分点。 
    研究人员还表示，女性睡眠不足不仅会影响到其体形，而且会导致心血管疾病、抑郁症和各种心理疾病的高发。据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的显示结果显示，与男性相比，女性为了健康更需要充足的睡眠。同时，还有一项研究结论称，睡眠不足还会促使人出现以下“症状”：抑郁、富有攻击性和易过敏等。

 █狄 马

 

翻旧报的时候，偶然翻出一条2006年的新闻：1998年3月2日，10岁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在上学途中被人绑架，从此失踪。事隔8年，也就是2006年的8月23日，娜塔莎趁绑匪，44岁的通讯师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离开汽车打手机的空挡，冲到附近一所住房的花园里。直到警察来到她的面前，她才知道她已成功逃离了囚禁她8年的绑匪。从此她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非常关心她在被囚8年的时间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和绑匪沃尔夫冈是一种什么关系?

 

 

出乎人们的意外，娜塔莎虽然被关在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室里，而且经常挨饿，身上到处是伤痕，甚至警方提供的证据显示，她曾长时间地沦为绑匪的“性奴”。但在听到沃尔夫冈畏罪自杀的消息后，她竟失声痛哭。她认为，“他完全没有必要自杀”，“我在某种程度上为他的死感到悲伤”。在谈到她的过去时，她认为，“遭绑架并不全是一件坏事”，“我并不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甚至庆幸自己“没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

 

 

专家称，娜塔莎患上了一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疾病。具体症状就是，当患者长期与绑架者共同生活后，便开始对绑架者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因此，“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绑架者产生某种好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反常情结。病名始于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扣押了6名银行职员当人质。一星期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人们的意料，人质在被救以后，反而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另一位则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报道至此，人们当然有理由为娜塔莎的异常表现感到惊奇，但真正使我心头一怔的，是一个报纸上没有出现的问题：假如一个人被绑架，可以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绑架会不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按说，国家、民族都是个人的集合体，作为整体最基本单元的个人如果出了毛病，那么，整体就不能说是健康的。比如，一个人脚上得了脚气，我们就不能说这个人只是脚上有脚气，但这个人本身没有脚气，一般的说法就是这个人有脚气。换句话说，整体与整体有机组成部分是不能分割开来看的，局部的问题就是整体的问题。列宁的晚年得了梅毒，我们就说列宁得了梅毒，而不能说列宁没有得梅毒，只是列宁的某一器官得了梅毒

 

 

依照词典对“绑架”的一般解释——用强力把人劫走——来解释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历史简直就是一部被强梁者绑架的历史，那些所谓的“中兴盛世”只是被允许放风的次数多一点而已。证据之一就是几乎每一个王朝的兴废更替都伴随着阴谋和暴力。即使是被后世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上古“禅让”，看起来也不像传说中的那般“天真无邪”。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即使真存在所谓“禅让”，“禅让”给女婿和“禅让”给嫡长子，这里面有本质的区别吗？舜倒没听说把女儿嫁给禹，但晚年莫名其妙跑到南方巡察，还没等发表重要讲话，就死在了那里。舜一死，禹即天子位，南面天下。娥皇和女英觉得事出蹊跷，痛哭流涕，结果把竹子都哭成了斑竹还是没人理。这就是后世儒家所艳称的两次“禅让”，他们坚持说，每一次都是出于自愿，都是非常愉快地把权力交给了下一届领导人。其实，不用看史学家为评职称编写的“史纲”“通览”一类，甚至不必看“二十四史”，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历史的普遍规律。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强力领导人运用各种手段，包括偷、骗、瞒、哄、吓、诱、胁、拐、煽、拉，裹挟了大量的无辜百姓，积聚了足够的武装力量，推翻了前政权。出于人类好同恶异的心理，这些前政权下的子民开始当然并不能适应新的主子，主要是不能适应新的“奴隶规则”，否则，就不可能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类的史话了。但用不了几年，这些最初的人质以及人质的子孙就认同了绑架者的价值。因为时间是迄今为止地上最好的药，它可以医治世上任何创伤和不幸。当一切仇恨在时间的长河里化为笑烟之后，绑架者的价值就成了人质的价值，绑架者的目标就成了人质的目标。就像一首流行歌里唱的，“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但绑匪毕竟是绑匪，有时弄到人质连饭也吃不饱的程度，二代、三代抑或N代绑匪要“撕票”了，人质终于揭竿而起，破栅毁柙，要绑绑匪的票了，劫持与被劫持的“超稳定结构”才告打破。但仍有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的人质因为做人质的历史久了，已被体制完全同化，反而不能适应自由的日子或新的绑匪，忠臣就这样产生了。什么君臣礼义，什么夷夏之辨，不过是在如何磕头，如何颂圣的动作方面有些微不同，劫持与被劫持的关系不管是什么绑匪坐镇龙庭都不会改变。不过是因为旧绑匪的“奴隶规则”使起来已经顺手了，不想轻易改变罢了。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老布，在肖申克大牢里含冤服刑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得知自己即将假释出狱时，反而忧心忡忡，因为他已经离不开这座已完全体制化了的监狱。为此，老布不惜操刀杀人，以求假释被拒。这时，他已经爱上了这座监狱，监狱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出狱后他毅然选择了自杀。

 

 

中国历史上无数殉难的忠臣，宁死不做“贰臣”的遗老遗少所忠于的都是体制化了的“肖申克”。等到新的绑匪制定了新的”奴隶规则”,如何纳粮，如何服役，天下又都太平起来的时候，新的人质就渐渐忘记了他们的祖上是如何被劫持的，无数鲜血、眼泪、妇幼的呼喊、老弱的白骨渐渐被岁月的风沙掩埋。历史又在静静地等待着下一轮的循环。其实，新的绑匪和旧的绑匪有什么不同呢？姓朱的绑匪和姓爱新觉罗的绑匪有本质的区别吗？被赵匡胤的子孙强暴与被铁木真的子孙强暴，这里面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吗？换成俗语说，无非是图个脸熟罢了。然而，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作用下，一厢情愿的子民们总是幻想旧绑匪要好些。而正是这种幻想性满足构成了历史上忠臣、烈士、义仆、贞奴代不乏人的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有理智，有是非的少女爱上了自己的绑匪？又是什么使得一方居民对劫持自己国家和土地的绑匪产生幻想性满足？专家总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原因有多种，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条

 

 

1，人质的身体被完全控制，生命处于某种无处可逃的绝望之中。在关于娜塔莎的报道中，人质被证实：关在一间没有窗户，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车库里。食物、阳光都依赖绑架者的赐予，以致奥地利警方事后抱怨说，他们无法查证，她是自愿还是被迫与沃尔夫冈发生性关系。实际上，对一个身体都无法自己支配的人来说，自愿与非自愿有什么区别呢？就像生活在一个从财产到言论，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全面控制的极权社会的人一样，娜塔莎的所有行为都是别无选择的。因而，她庆幸自己“ 没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就和一个太监庆幸自己不会犯“生活作风” 问题一样荒唐。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嫁不出去的老处女标榜自己是独身主义，众叛亲离的瘾君子标榜自己“宁静以致远”，就像在 “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社会里，一个人标榜自己爱国一样没有意义。娜塔莎被救以后，在一份声明中称自己的关押地为“我的房间”，人们对此很有意见，可在一个没有迁徙自由的国度里，人们称自己的国家为“我的祖国”，舆论却视之为天经地义。关键的问题不是娜塔莎“错过了什么”，而是她想“错”的时候，有没有“错”的机会。报道显示，在1998年被绑架的最初半年里，她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她被迫呆在“自己的祖国”，“向墙壁扔瓶子，用拳头捶墙壁，希望有人能够听到，但是所有的挣扎不过只是徒劳。”这时候无处可逃的娜塔莎，就像“片板不许下海”的“天朝子民”一样，除了热爱皇帝与他的亲贵，还能热爱什么？

 

 

2，人质获得的信息是经过绑匪遴选的。除了肉身被严格控制以外，“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还源于绑匪和人质获得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娜塔莎在地下室里，是被允许看电视的，但所有节目都是由绑匪挑选后录制下来，再放给娜塔莎看的。绑匪甚至教她“读书写字”，就像独裁政府也实行义务教育一样，但绑匪在娜塔莎看过报纸后，会严格检查，看她在报纸上写下了什么。“他非常多疑”，获救以后的娜塔莎长出了一口气说。这时候的沃尔夫冈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肉身绑匪，而是一个兼书报检查官与广电部门领导于一体的意识形态总指挥。除了控制肉身，他还要改造灵魂。因为绑匪与极权主义领袖一样，仅仅强迫人质为一个他所设定的目标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人们应当把它当成是自己的目标。为了这个伟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古代君主制下的皇帝所用的方法至为简陋，那就是隔断一切可以使民智开启的信息渠道，用一套自编自说的谎话混淆视听，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现代的极权主义宣传家则比古代的皇帝聪明得多。他们不再斩断人民与知识资讯的一切联系，而是把所有的信息按自己的需要重新编排、过滤，加工成一张带有明确意图的信息指南网，然后按“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的原则批量灌输给人民。这样,权力的中心就成了真理的中心。说的时候当然义气冲天，仿佛全人类的安危都系于一身；实际上，对领袖和制度是否忠诚是决定某条信息是否发表或删削多少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体制过滤下，谎言变成了家常便饭，无处不在。在由中央当局控制的电视新闻中，除了“动物世界”这种纯粹讲野兽的栏目外，有关人事的没有一样不是假的，甚至连天气预报也不例外。

 

 

“ 关起门来，民主就死了。……当政府开始关起门来的时候，它就有选择地控制了本来属于民众的信息。有选择的信息就是错误的信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创立者不信任任何政府来替我们区分好坏，他们要我们反对秘密的政府。”这是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庭在一份裁决书里的话。崔健则说得更直接：“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

 

 

3，人质会不时地得到绑匪的恩惠和眷顾。如果说在君主专制国家，百姓所感到的压迫远不像自由国家的公民所想象的那么严重的话，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部门，在按照自己的要求塑造百姓的大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在峨眉山雇了几个抬滑竿的轿夫过山。到了山腰，看到他们汗流浃背，好心的哲学家以为他们一定很痛苦，就让坐下休息。正待言语宽慰，突然见他们并排坐在一起，抽着烟斗，又说又笑，还给哲学家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你能用11划写出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吗？哲学家说，不能。他们就说，“是王一王二呀!” 随后又大笑不止。这使哲学家得出一个结论：用自以为是的幸福观看待别人是错误的。其实，只要是人，求乐避苦，贪生惧死，都差不多。两千年前的西塞罗就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会像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像。这话是从人的自然本性上讲的，比如，不管是那里人，也不管是什么颜色，什么时代，就绝对没有人愿意自己被无缘无故地抓捕、殴打，也绝对没有人愿意自己被强暴、恐吓。只要有机会选择，他们都会选择温饱，而不是冻饿；尊严，而不是欺辱；公平交易，而不是随意抢夺；公开审判，而不是秘密警察。区别只在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

 

 

66岁的约瑟夫·扬切克作为沃尔夫冈的邻居，一年来常常见到娜塔莎，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被绑架的娜塔莎。因为这个女孩看上去很友善，而且经常看到她在花园里出现，有时还看见她和沃尔夫冈开着车一起出去兜风。可他哪里知道，这个被囚的女孩曾利用绑匪带她上街的机会，疯狂地向路人和商店营业员示意，但没有人注意到她的眼神。当所有的努力都指向绝望时，她终于开始放弃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承认了她和绑匪之间的主奴关系。这种泯灭自我和个性的主奴关系一旦在一个人的内心确立，那么，他就会把来自身外的一切所得看成是主人的恩赐。比如，在娜塔莎被捕的最初半年里，她经常没有东西吃，后来不但吃饱了肚子，而且有了床、衣柜和收音机，她就觉得“主人”真是宽宏大量，慈悲心肠，潜在的逻辑是，人家本来是有权继续让我吃不饱肚子的；两年之后，她不但被允许读报纸，而且有了书和影碟机，甚至警察在地牢里还发现了英国喜剧片《憨豆先生》的录像带，这就更使她觉得绑匪不仅是她的朋友，而且是她的父亲，潜在的逻辑是，人家本来是有权继续让我看不到书报的；再后来，她不仅每天被允许和主人一起吃早餐，而且还一起上街，甚至有时还一起开着车出去兜风，这就更使她觉得绑匪不仅是自己的父亲，而且是自己的恋人，潜在的逻辑是，我本来是不配享有阳光和自由的，现在他竟给我了，我怎能不以身相许……

 

 

透过上述诊断，我们不难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成因复杂，但归结起来就是因为有绑匪在。只要有绑匪在，就会有人质情结，“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不会一日根治。治疗的方法也不是消肿止痛，活血化淤，吃些清热解毒的药，而是要从根本上废除绑架制度，改变被劫持的历史。一个有志于服务公众的政治家不再是通过绑架，而只能通过投票来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样绑匪就不再是绑匪，而只是服务于公众的一个职位；人质也不再是人质，而只是宪法框架内一个通过纳税来换取生命和财产保障的公民。这样，绑匪没有了，人质就失去了仰望的对象。人质情结自然冰消雪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随之痊愈，永不复发。

 

 

                   2007年3月15日～4月1日写于长安饮马窟

　  日前，国务院突然公布高达四万亿的财政扩张计划，并公开宣布宏观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此大的政策变动抢在了通常为第二年经济政策定调子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公布，时机的选择让人非常明确地感受到政策出台背后的紧迫性。

　　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支柱迅速冷却

　　如果允许目前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那中国明年的经济极有可能陷入1998年以来最困难的时候

　　事情确实很紧迫。

　　不到一年前，中国宏观政策的基调还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那时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很明显是抑制经济过热和控制通货膨胀。到今年7月份，政策基调变成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一保一控”。这一政策微调体现了中国经济当时所处的两难境地：一方面物价上涨速度依旧偏高，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开始出现疲态。

　　最近几个月里，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逆转。不断加深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欧美工业国家的经济处于了自由落体的状态，各大机构纷纷预测，从今年四季度到明年上半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都将陷入衰退，衰退的时间和深度都很有可能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前所未见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并不算大，各种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虽然在次贷危机中也遭受了损失，但并没有对我国的金融机构造成重大的影响。

　　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支柱——投资和出口——在过去几个月里却迅速冷却。一方面，受到汇率升值和成本上升等因素拖累，出口在迅速恶化的全球环境中遭受进一步打击，出口和相关的投资，特别是在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开始迅速减缓。另一方面，房地产业进入寒冬，这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造成了严重拖累。内部投资和外部需求的同时恶化，让中国经济一下由一年前的过热变成了现在的偏冷。而最让人担心的还是经济加速变冷的趋势，如果允许目前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那中国明年的经济极有可能陷入1998年以来最困难的时候。

　　即便是7%的增长也有可能是太低了

　　我们一直在用增长来解决问题，用增长来换取时间，增长的放缓很有可能导致很多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从而埋下不稳定的因素

　　虽然中国几乎不存在负增长的风险，但中国的经济现实意味着，即便是7%的增长也有可能是太低了。

　　很多年来，中国一直是通过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增长的预期来消化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高速的经济增长保证了整个经济可以吸收每年都在增加的劳动力，缓解一直存在的巨大就业压力。高速的经济增长，让我们有能力消化大量不盈利的企业和国有银行积累的巨额坏账，通过增量来消化存量。高速的经济增长，给了很多即便处于收入底层的人巨大的希望，让政府有财力来反哺农业，补贴贫困地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带来的社会张力。

　　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现实是，我们一直在用增长来解决问题，用增长来换取时间，增长的放缓很有可能导致很多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从而埋下不稳定的因素。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正确的选择

　　这次增加支出，可以算是补上一些历史欠债或者追加一些对未来的投资，钱并不会白花

　　但从目前看来，中国的经济是既有近忧又有远虑。近忧十分明确，就是要防止中国经济在这场全球性的危机中严重放缓，同时要防止通货膨胀卷土重来，这是十分迫切的问题。在外需没有指望的情况下，只有靠国内的需求拉动经济。在短期迅速拉动国内总需求无非有两种方法，或者扩张货币，或者扩大政府支出。

　　中国过去30年的经验表明，短期大幅度的扩张货币可能存在严重的后遗症：一是造成通货膨胀，二是因为经济中存在的扭曲造成过度投资，形成过剩产能和银行坏债，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周期。通过制造新问题来解决现在的问题，恐怕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成了中国政府自然的选择，我认为也是正确的选择。

　　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中国政府的负债率不高，这些年收支相差不大，没有什么赤字，有时候还稍有盈余，这些都保证了政府有充分的空间运用财政政策。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政府的投入，比如说基础设施，三农，医疗教育，低收入群体还有灾区重建。这次增加支出，可以算是补上一些历史欠债或者追加一些对未来的投资，钱并不会白花。虽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灵药，特别是在欧美的衰退究竟有多严重仍然没有定数的情况下，经济下行的风险并不能完全排除，但只要政府这次承诺的投入能够快速有效到位，我们是有理由对明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保持乐观的。

　　当心近忧变成远虑

　　因为存在扭曲，结果是老百姓在补贴投资，在补贴出口，在为进口支付更高的价格，这样的经济结构怎么可能不严重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老百姓的消费又怎么可能高呢

　　明年可以乐观，那么后年呢？再往后呢？我们是不可能永远靠政府支出来拉动经济的，这种增长本身是不可能持续多久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救急，但是解决不了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问题，这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更严峻挑战。从这场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的“畸形”——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而这些都是中国经济中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体现。如果仅仅满足于短期的拉动，而忽视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调，远虑总有变成近忧的那一天。

　　但是，请不要误解，不是说我们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就意味着我们应该直接鼓励消费来拉动增长。这种广泛持有的想法就好像通过鼓励人们多吃饭来提高粮食产量一样，并没有完全看到问题的根源。

　　中国更深的结构性问题在于经济中配置资源的价格信号仍然被十分严重地扭曲着。长期以来，中国的投资成本一直非常之低，从利率，到能源，土地和地方政府的各种优惠措施，均是如此。这导致的不仅仅是大量资源被用于投资，从而减缓了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更糟糕的是，因为成本低，加上金融体系缺乏效率，这些投资可以在很低的水平上重复进行。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大量投资没有被用于最有效率，最能在未来带来经济增长的领域，造成资源的浪费。

　　中国的出口领域也是一样，对汇率的管制以及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导致了一些出口行业规模超出了应该的水平，很多盈利能力非常脆弱的企业，靠着汇率的保护和税收的优惠继续生存着，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们的资源没有被用在更有效率的地方。而所有的这些，反过来则都是对消费者的变相剥夺。负真实利率，意味着老百姓的钱越存越少；人民币汇率的低估，意味着我们得付更多的钱买进口货。尤其，我们的进口货中包括很多大宗商品，石油，铁矿石，大豆，木材等等，这些东西的价格影响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所以宏观地看，因为存在扭曲，结果是老百姓在补贴投资，在补贴出口，在为进口支付更高的价格，这样的经济结构怎么可能不严重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老百姓的消费又怎么可能高呢？

　　必须拿出勇气消除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

　　对个人和具体企业而言，这会是痛苦的过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就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应有之意：把资源从那些不具有持续性的行业里释放出来，转移到更有前途的行业里

　　在国务院公布的财政扩张方案里，虽然有很多支出是用于民生，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面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调。事实上，为了保持短期的增长，很多措施甚至是要继续保持现有的扭曲。比如为了维持出口的稳定，大量地增加出口退税。可是谁都知道，我们的顺差恐怕是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为了防止投资下滑过快，各地又重新开始出台措施支持房地产，可是我们大概不应该忘记，这场全球性的危机就是由房地产泡沫引起的。

　　要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必须拿出勇气消除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消除关键价格的扭曲。只有这样，资源才能被引导到最有效率，最有利于长期增长的地方，我们的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比重才能更合理。这同时也意味着，这样的调整不可能是无痛的。投资和出口比重的下降必然意味着这两个部分增速要下降，这背后会是很多企业的关闭，很多劳动力的重新分配。对个人和具体企业而言，这会是痛苦的过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就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应有之意--把资源从那些不具有持续性的行业里释放出来，转移到更有前途的行业里。

　　这场危机，也许会把政府的注意力暂时从更长期的问题上转移开。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到事情稍微平静，希望政府能够从危机中理解结构失衡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从而更加坚决地推动改革，更加有勇气承担调整的短期成本。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够在未来在更加具有持续性的道路上健康成长。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

总统是靠不住的，但是铐得住的。